钱穆，江苏无锡人。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，中央研究院院士，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。中国学术界尊之为“一代宗师”，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医生、国学宗师，与吕思勉、陈垣、陈寅恪并称为“史学四大家”。

钱穆自幼家贫，酷爱念书，晚年撰写自己的生平时，对祖父的回忆只提及两部书籍。其中，“手抄《五经》一函，由先父以黄杨木版穿棉带裹扎，并镌亲书‘手泽尚存’四字”，另一部是“大字刻本《史记》”。这两部书深深影响了幼年钱穆，“余自知念书，即爱《史记》，皆由此书启之”。

1909年，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读三年级时，偶然见同学看《曾文正公众训》，没想读了就放不下。越日一早，钱穆跑到校外书店买书。

其时的书店大门是一块一块的长木板拼接的，店家刚开门，木板还没卸完，钱穆从门缝中侧身窜入，急问有没有 《曾文正公众训》，连家信一起付款购置。今后，这家信店就成了钱穆的私人图书馆，给了他极大的资助。1914年，钱穆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任教，将几年教学的《论语》讲稿成书《论语文解》，寄给商务印书馆，得以出书，得版权费和稿费100元。不外不是现金，而是商务印书馆的百元书券，只能买书（不限于商务印书馆的出书物）。

钱穆用这张百元券补缺了自己的经史子集书籍，他感伤地说：“自此余学问又进。此百元书券实于余大有裨益也。

”钱穆自1930年起划分任教于燕京大学、北京大学，在北平共生活八年。教书做学问之余就是到旧书市场淘书，经常有意外惊喜。其中念兹在兹的善本有：其一，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的前八卷，清朝嘉庆年间刻本。

钱穆获得后专门写了一篇文章，刊登在《禹贡》半月刊上。其二，《章实斋遗书》祖传本。一天下课后，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特地到历史系休息室找钱穆，市面上送来了一部《章实斋遗书》手抄本，不知道是否有价值,想请钱穆判定一下。钱穆仔细勘查后发现，这部书确是章氏的祖传本。

这个本子险些可以说是孤本，极为珍贵。如果回覆说没价值，这个孤本一定回到旧书店，钱穆就可以收为己有。但想到公藏可以给公共阅览，于是钱穆告诉毛馆长可以收购珍藏。

同时，钱穆让助教连夜录出刻本中未见的内容，共20余篇。抗战南迁时，钱穆将这些手抄本藏在大衣箱底，上面加一木板，以避开检查（为什么要检查这些“故纸堆”，钱穆没有解释，现在不甚了了），辗转香港、长沙、昆明、成都。后托四川省立图书馆馆长蒙文通印刷200册，此书得以流传。

而北大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并没有为图书馆购置《章实斋遗书》，此书竟转归于胡适家藏，最后不知所踪。其三，《竹书纪年义证》，北通州雷学淇著，共40卷。钱穆曾遍访北平旧书市场而未得，后在北平图书馆获得祖传稿。

该书由雷氏家人募捐，蔡元培校长请北大付印，印刷本流入北平图书馆。钱穆看到后，晒蓝本（复制）一部，并将有关内容补入自己的《先秦诸子系年》一书中。1937年，钱穆将晒蓝本交书店印刷，此书得以流传。

钱穆淘书藏书，其目的还是为了研究。他有一部朱石曾的《竹书纪年存真》，以此纠正了王国维校对本的许多错误。傅斯年曾嘱咐北平各书店为他寻访此书，几年无果。

最后只好将钱穆的书借去晒蓝复制，收藏在中央研究院的书库中。钱穆回忆自己在北平的八年：“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。历年薪水所得,节衣缩食，尽耗在此。

”1937年，抗日战争发作，北大等学校南渡。钱穆藏书量大，难以运输，更难找到藏书的地方，况且每年夏天还要晾晒。思虑再三，钱穆暂时赶制了20个大箱子，将20万卷藏书装入箱中，并与房主约定，屋子不再租给他人，等宁静了再来取书。抗战胜利后，钱穆没有回到北平，而是在家乡江南大学任教。

房主通过钱穆挚友汤用彤，敦促其将书运走。汤用彤找到钱穆熟悉的一位书估去取，书估愿意出价百石米价。

而此时钱穆已在广州，他嘱咐汤用彤让书估妥为生存，等他回北平后仍然以百石米价赎回。再厥后，钱穆漂泊到香港，老友沈燕谋为新亚研究所购书，得 《资治通鉴》一部。钱穆看后发现竟然是自己年老钱挚（钱伟长父亲）生前的阅读本，书中有许多年老的手迹。

此书现身香港，其他20万卷藏书可以想见。这时汤用彤已经去世，钱穆北平藏书的下落自此无从查询。

收自人间，散在人间。书香不尽，唯有缘者得之。（本文参考书目：钱穆《八十忆双亲·师友杂忆》，岳麓书社，1986年。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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